“军心涣散之师”或简短地描述该团在前线的失败。与其它外籍志愿部队一样，现有研究受到了语言壁垒的阻隔，换句话说，该团完整而详尽的英文著述仍属空白。此外，这支法军志愿部队在德国陆军中也有其特殊性，在莫斯科战役中，第步兵团是中央集团军群手头为数不多的预备部队之一，也是德国国防军唯一一支进军莫斯科的外籍志愿部队。那么“拿破仑的继承者们”经历了什么？该团的军官团是如何构建自身体系的？德法合作中存在哪一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该团的训练经历以及在前线的作战情况来填补这一空白。
法国《晨报》（Le Matin）报道称由康斯坦蒂尼（Constantini）、德亚特、德隆克尔与多里奥特（从左至右）领导的政治派别达成合作，旨在“通过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推翻盎格鲁-犹太财阀统治，实现在新兴社会主义欧洲框架下的法国复兴”。
1941年8月27日，博格尼斯-德斯伯德斯（Borgnis-Desbordes）军营入口处，首批志愿者获准报名。这场仪式汇集了众多法德官员，照片中央白发苍苍、身着深色西装者是代表德国驻维希法国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出席的鲁道夫·施莱尔（Rudolf Schleier），略站在他后面的是后来出任法国政府首脑的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自法国战败后，这是三色旗首次在被占领区的军营上空飘扬。在9月3日法国志愿军团获授军旗的简短仪式后，首批部队于次日离开凡尔赛，向东进发。
9月4日凌晨，第一批法国志愿者（军官25名，士官和士兵合计803名）离开博格尼斯-德斯伯德斯（Borgnis-Desbordes）军营，前往德军位于德巴（Deba）的训练中心。他们后来构成了第638步兵团1营的核心力量，这其中还包括的法国人民党的领导人多里奥特，他履行了参军的承诺。9月6日，这批法国志愿者抵达了德巴。
9月16日。第二批法国志愿者（军官127名，士官和士兵合计659名）被派往德巴，几天后又增派了11名军官。9月20日，这批志愿者抵达驻地并被编入第2营。在德巴，接收法国人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营地管理团队包括德国陆军的213名官兵，负责人是希哈马尔·哈默施密特（Hjalmar Hammerschmidt）少校，61名会讲法语的德国军人负责直接对法国志愿者进行军事训练。
9月23日，该团的指挥官，曾任法国驻土耳其武官，现年60岁的罗杰·亨利·拉博内上校（Roger Henri Labonne）通过无线电向法国志愿者发表了讲话，他将贝当元帅称为帮助军团获得“行动自由”（与德国领导人达成一致）的功臣之一，并就志愿者将穿着的德军制服作出说明，称其为“法德之间真实、彻底且不可动摇的和解象征”。
军服问题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巴黎散发的传单中曾承诺军团士兵将身着法军制服作战，但各党派领袖并无权作出此项决定，所谓的保证一开始就是个骗局。7月15日，法国占领军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上校提议军团士兵穿着本国军服，但佩戴德国军衔标识。争论接着来进行，虽然新闻和宣传部门继续宣称法国志愿者将穿着法军制服，但在8月21日，德方最终决定志愿者须穿着德军标准的野战灰制服，原有的宣传不得不做全面调整。
10月5日10:30，1营和2营的官兵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仪式以系列演讲开场，随后自然是新教与天主教联合举行的宗教仪式。主持宗教仪式的是法兰西志愿军团随军神父让·德·马约尔·德·吕佩（Jean de Mayol de Lupé）主教，他宣称：“上帝将庇佑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礼拜结束后，指挥官拉博内发表讲话，强调德国正在为保卫文明、建设“新欧洲”而抗击“来自东方的威胁”，他在结束致辞时高呼：“军团战士们，德国万岁！法兰西万岁！”值得一提的是，军团官兵宣誓效忠的对象并非帝国总理希特勒，而是国防军最高统帅希特勒。德方解释称，这仅是向欧洲军队最高统帅宣誓效忠的常规军事程序，与德国人的情况不同，法国人无需终身效忠，而仅限于作战期间。出席仪式的有德国第8军区司令汉斯·哈尔姆（Hans Halm），他在军团官兵宣誓完毕后发表了讲话。
少数法国志愿者确实因这项誓言感到不安。中尉雷米·乌尔丹（Rémy Ourdan）写道，倘若德法两国再度开战，他的处境将“完全没有办法化解”；另一名军团志愿者则称：“不觉得自身宣过誓，因为举手时我心不在焉”； 还有些人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拒绝宣誓，他们被送进监狱，其中一些人死在那里。
10月8日，第三批志愿者离开法国，并于10月12日抵达德巴，这这中间还包括21名军官、125名士官和498名士兵，指挥官是阿尔伯特·杜克罗（Albert Ducrot）上校。这些志愿兵构成了法国志愿军团两个重装连（13、14连）及指挥部直属单位的骨干。10月19日，新来的官兵在伊沃-蒂洛·冯·特罗塔（Ivo-Thilo von Trotha）少将见证下完成了宣誓。拉博内以激昂的言辞评价军团官兵，称其为戈弗雷·德·布永（Godefroi de Bouillon）的继承者，他还特别强调了红军的“野蛮”与“”，称斯大林为“上帝之鞭阿提拉”。特罗塔的致辞证明了德军高层对法国志愿军团没什么热情。他仅以干巴巴的措辞欢迎新兵，称其为反布尔什维克战争中的“战友”（Kampfgenossen），敦促他们为法国和贝当而战，同时告诫他们别忘记自己身上穿着的是德军野战灰制服，必须恪守军人应有的忠诚。
10月17日，罗曼诺夫斯基（Romanovsky）上尉指挥的专列从波兰德巴训练营启程开往凡尔赛，车上载有60名拒绝在法国志愿军团服役的官兵，这中间还包括8名军官。他们拒绝服役的理由各不相同，但都包括不愿穿着德军制服。
法国志愿军团原计划编入北方集团军群，然而希特勒显然已开始后悔批准组建该军团，它于10月19日以“政治原因”为由决定采取观望态势。然而三天后，情况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10月22日，第638步兵团被命令从德巴向斯摩棱斯克进发，增援中央集团军群。10月26日，第四批法国志愿者（其中军官3名，士官和士兵合计224名）离开法国，他们未接受任何军事训练，就直接被分配至法国志愿军团的各下属单位，随即赶赴前线。
1941年10月26日，法国驻德大使费尔南·德·布里农（最左）在波兰占领区的德巴训练营观摩军事演习，见证一门崭新的37毫米Pak 36反坦克炮正式编入法国志愿军团第14连。尽管该军团实质上不受法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当局始终关注着这些代表国家征战东线的官兵。现场另有数名德国军官、士官及翻译共同观摩此次武器操演。
1941年10月28日，首批军团官兵启程开赴斯摩棱斯克，随行的还有团部、各连部以及德国联络处人员；10月29日，第1营（辖1、2、3、4连）及13连启程；10月30日，第四批志愿兵抵达驻地后便再度启程，14连亦于同日出发；10月31日，第2营（辖5、6、7、8连）开拔；11月1日，最后一批军团官兵离营。
团参谋部由莫里斯·卡斯坦-普拉纳尔·德·维勒努瓦（Maurice Castan Planard de Villeneuve）少校负责；团部直属连由蒂克西耶（Tixier）上尉指挥；依照既定惯例，一组德军参谋人员被配属至维勒努瓦的参谋部，用以维持与德军指挥部的通信联络，该小组由埃芬格（Effinger）上尉领导；1营长为路易·勒克莱尔（Louis Leclerq）上尉，2营长为安德烈·吉拉尔多（André Girardeau）少校，共有2,352名官兵离营开拔。这并非整个军团的官兵总数，有约100人因违反军纪或触犯条例而被开除军籍。
该报告给出了另一组数据：官兵总计2,452人，其中军官181人、士官士兵合计2,271人
在派往斯摩棱斯克的8个连队中，6个配备轻武器，两个为机枪连。除此之外，法国志愿军团还辖有米歇尔·泽格雷（Michel Zègre）上尉指挥的第13步兵辎重连，[1]以及配备37毫米Pak-35/36反坦克炮、由阿尔伯特·布约尔（Albert Bouyol）上尉率领的第14反坦克连。
[1]：其中的3个排各装备两门75毫米野战炮，另有一个排装备两门150毫米野战炮。
这些训练不足的法国志愿者将沿着约130年前拿破仑大军走过的道路向莫斯科行进。法国的政客们牺牲了官兵们的训练，匆忙将军团投入战斗，在他们看来，对莫斯科的最后一击已近在眼前，把太多时间浪费在训练上，可能会错失良机，导致整个合作计划流产。巴黎的法国政党们急于在最短时间之内看到成果——无论结果如何，这支军团都一定要尽快与红军交战。
德巴军营的氛围无疑是决定军团日后“成功”的重要的条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评判当时法军的普遍状况。首批法国志愿军团新兵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其军官队伍，各级指挥官往往由根本不具备资质的士兵担任，这样的一种情况甚至发展到需要军官过问那些本应由排级士官负责的事务。军团缺乏经验比较丰富的指挥官，在停战军也没能招募到合适的人选，除此之外，团内的军事骨干们根本不愿在多里奥特这种没有从军经历的政治领袖的麾下效力。军官团多数人除金钱外别无他求，讽刺的是，正是那些曾效力于法国陆军或外籍军团、为金钱加入志愿军团的士官们构成了军团内部虽小却坚定的核心力量，他们成了整个军团的运行中枢。然而许多军官与士官仍明显缺乏主动性，且不愿关心士兵。
由于缺乏年轻骨干，法国志愿军团不得不招募已退役的年长军官。在招募过程中既没有专门的委员会考察其能力，对他们的军衔认定也几乎即刻生效。这些军官既缺乏领导力，又没有接受系统训练，他们接受的军事教育还停留在1914年前后，早已陈旧过时。军团的指挥权掌握在那些将战争视为军事阅兵的军官手中，更糟糕的是，军官的频繁轮调不仅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更让士兵产生了被抛弃的绝望感。
在德巴营地，德军军官与法军军官就没有无交流，德国人经常绕过法国军官直接向士兵下达命令，这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据曾服役于3营9连的雅克·马丁（Jacques Martin）上尉在营地的观察，德国人意图以“德国模式”训练法国人，而法国人则坚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德国人认为，既然国防军已击败法国，法国人就该向胜利者学习。
军团内盗窃猖獗，军官往往也去参加了。在德巴营地，他们“跟普通罪犯没什么两样”，通过开设军官赌场牟取灰色收入，还将德军配给的葡萄酒偷偷卖给士兵。这些行径人尽皆知，却无人敢言。
被盗的物资流到黑市，一些士兵士官通过黑市买卖聚敛了大量财富。除此之外，营地里杜克罗上校曾把法军制服卖给旧货贩子，蒂克西耶上尉也曾出售过德军军靴。即便在前线，偷盗行为也未曾停止。候补军官巴拉伊（Balay）将每日配给转卖给自家士兵，军官们私吞本应与士兵共分的朗姆酒，还利用职权获取额外食物——卡博什上尉前往位于斯摩棱斯克的补给点（Versorgnungsbezirk）企图获取烟酒。他利用军衔特权试图蒙骗德军后勤部门，妄图为军官们私自获取50瓶烈酒，并计划将其中20瓶据为己有。
军团指挥官拉博内本人也是个巨烦。他同身边的一群亲信混在一块，行事常常严酷鲁莽；待人冷漠，对士兵们的需求也漠不关心，他一心想成为“第二个戴高乐”。政治斗争是另一个一直困扰法国志愿军团的问题，多里奥特及其法国人民党成员不断策划阴谋，导致最繁重的任务都落在了竞争对手社会革命运动党的成员身上。相当数量的社会革命运动党成员服役于第1营，而第2营主要由法国人民党成员构成，其中13、14连几乎完全处在多里奥特的控制之下。更糟糕的是，多里奥特逐渐凌驾于拉博内，并设法让所有决策都服务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这导致军团内部充斥着政治斗争且变得低效，部分军官因厌倦权谋争斗而另立小团体，而这又影响了军队纪律。
所有这样一些问题在前线暴露无遗。法国志愿兵团归第7步兵师师部节制，他们与该师共同参与了莫斯科战，该师的作战参谋公正地指出：军官团才是军团屡屡受挫的根本因素，这些军官年老昏聩，醉心于政治斗争而疏于战事，终日沉溺于阴谋诡计，甚至拒绝听取德军联络官的建议。而拉博内又自视过高，其盲目自信使他最终放松了对下属的监管。
普通士兵的处境最为艰难。队伍内部凝聚力极差，士兵们接受的军事训练相当有限，无人关注他们的处境，配发的武器也质量低劣。多数人根本不适合服役，供应的食物量少质次，由于设施几乎完全匮乏，卫生状况极其恶劣，部队尚在营地时就已虱虫遍地。来自家乡的信件时断时续，更让士兵们感到愤懑的是，他们在抵达前线不久后便发现原本根据合同约定应发放给家属的津贴竟然遭到克扣。个别士兵不堪忍受如此境遇，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名士兵丢弃装备，试图投靠波兰游击队，但最终被抓获并被判处5年监禁。第3营在1941年12月~1942年5月期间曾在德巴接受训练，但他们士气也十分低落，士兵们因无所事事和恶劣的营地生活条件而日渐消沉。
10月30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元帅签署41年第2250号指令，批准德军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根据该指令，第638步兵团将被调往维亚济马地区。10月31日上午，这支法国志愿军团的先遣分队抵达被占领的斯摩棱斯克。至11月5日，该团已完成向前线的转移部署。
他们抵达后，问题接踵而至。军官们被安置在莫洛托夫饭店下榻，而士兵则驻扎在城外的村庄。乌尔丹（Ourdan）回忆称：“抵达斯摩棱斯克的过程就是一场灾难。”当时气温低至零下18°，土地已冻结，但马匹却未钉防滑蹄铁。米歇尔·泽格雷上尉和阿尔伯特·布约尔上尉既未参与装备卸运，也未过问士兵与马匹的口粮补给，抵达前线后便径直前往了住所。13连3排将一门PaK 40型反坦克炮遗弃在城内街道，且未向任何人通报。次日夜间，一支德军巡逻队发现了该火炮。另有一门155毫米火炮在经过第聂伯河大桥时发生侧翻，负责牵引的四匹马中有两匹不得不被射杀，法国士兵试图通过寻求外部援助来打捞这门火炮。
一批军官在次日清晨离职。拉博内解除了泽格雷上尉第13连连长的职务，泽格尔将被调回德巴，接管当时尚在组建阶段的第3营直属连；同时被免职的还有13连第4排排长乌尔丹中尉，以及高级候补军官巴拉伊（Balay）与费蒂内尔（Fertinel）；第14连连长布约尔上尉主动请辞，马里奥蒂（Mariotti）上尉也以健康原因请辞，拉博内对马里奥蒂评价甚高，因此后者是唯一让拉博内感到惋惜的离职者；直属连的蒂克西耶上尉、杜比克（Dubuc）中尉和齐纳尼（Zinani）中尉经拉博内的副官普拉纳尔（Planard）少校批准后被免职。
拉博内对此的解释是相关军官能力不够。但实际原因却并非如此：高级军官们正密谋推翻这位年老的指挥官，他们想让杜克罗上校或普拉纳尔·德·维勒纽夫（Planard de Villeneuve）少校担任团长一职。此次事件实质是“军事派”试图取代“政治派”，军事派想打破多里奥特与拉博内的联盟关系，并扭转兵团的整体发展趋向。拉博内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他采取断然措施，将所有涉案程度不等的军官悉数免职。
这些人事调整并未带来任何益处，反而使本就脆弱的官兵纽带彻底断裂，政治影响也未曾消失，这支未受训练的军团并非作为正规军队参战，而是带着政治目标投入战场，俨然成了某种军事化政治组织的原型。西蒙尼（Simoni）少校在1943年曾指出：“这支军团充其量只是民兵组织；如同1870年的那些平庸之营，它根本无力在前线作战，一旦投入战场就会立即溃散，最终难免被解散的命运。”事实上这一评判非常精准。
11月4日晚间，拉博内与其副官同博克共进晚餐。这位元帅在记录会面印象时，仅以“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作为对这位上校的评语。博克同时还查阅了关于该军团的相关报告，他认为该团纪律涣散，故命整编该团的第7步兵师需向各营连派驻德军军官担任“顾问”。
法国人并未在斯摩棱斯克及其周边久留，他们仍需行进近200公里才能抵达维亚济马。按原定计划部队应于11月8日开拔，但由第1营、直属连及第13、14连组成的第一分队，在拉博内上校率领下，直至11月9日清晨才正式出发。而由第二营组成的第二分队则于11月11日启程。
德国人未提供卡车，部队只得徒步前行。重型武器、装备及弹药依靠马拉货车运输，其余装备则需士兵自行背负。道路已变成泥泞的冰雪地。气温持续下降，凛冽的寒风肆虐不休，这样的行军令人精疲力竭。第7步兵师向该团派驻了联络官卡尔-马克斯·格拉夫·杜·穆兰-埃卡尔特（Karl-Max Graf du Moulin-Eckart）少校，这位会流利法语的军官曾是柏林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官。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志愿军团中爆发了痢疾，染病人数高达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志愿军团的士兵还饱受虱害困扰。第2营的队伍因而不得不拖沓蔓延数十公里，导致食品补给屡屡中断。法国人夜间被安置在村庄农舍过夜，为抵御严寒，士兵们密密麻麻地挤在茅屋里，其中一处民宅突然失火，一个排的武器装备被尽数焚毁。第13连、第14连及直属连组成的分队由61岁的让·于格拉（Jean Hugla）少校指挥。这位老军官在带队行进时走错了路，失联了一夜，途中还损失了一些战马，事后于格拉辞去职务，返回了法国。
拉博内勃然大怒，根据他的命令，27名精疲力竭的士兵被直接遗弃在路边，其中的22人后来虽然侥幸搭上路过的德军军车以返回斯摩棱斯克，但他们在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被遣返巴黎并遭遣散。其余的5名士兵则彻底失踪，最终因死于饥饿与寒冷，其遗体后来才被发现。
许多法军士兵在行军途中开小差，三五成群地在森林中徘徊游荡。从斯摩棱斯克起就一直跟随军团的让·丰特努瓦（Jean Fontenoy）中尉，途中曾遭遇多批这样的散兵游勇，他们补给断绝，正以战马为食；第13连的劳林（Laurin）中尉向丰特努瓦透露，全连130匹战马仅存不足30匹，偷盗行为在军团内持续蔓延，官兵们的随身物品屡遭失窃。
法国人的这次行军给德军留下了极差的印象。11月16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致电陆军总司令部，指出该团已完全精疲力竭，士兵缺乏训练，军官庸碌无能，法军对马匹照料不周，行军途中毫无纪律观念。德军最终批准他们缩减每日行军里程，但前提是必须按期抵达前线。
11月17日，德军派出58辆卡车和10辆轿车对法国人实施救援，但由于运载能力有限，这些车辆并不能接载所有法国官兵，那些负责护送装备马车的人员仍需自行前往指定集合点，这部分人直至11月下旬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第1营、参谋部及直属连于次日（11月18日）到达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Novomikhaĭlovskoe）。11月18日晚，法国志愿军团以第638步兵团的番号被正式编入埃卡德·冯·加布伦茨男爵（Eccard Freiherr von Gablenz）中将所指挥的第7步兵师，法国人在行军途中同第255步兵师的所属单位会合。
1941年11月初，法国志愿军团自德巴营地开赴前线途中抵达斯摩棱斯克，图中为正在执行联络任务的自行车传令兵。由于夏季战事的摧残，这座城市已部分沦为废墟。士兵们不得不冒着风雪徒步完成超过200公里漫长而艰苦的行军，随后才换乘卡车前往最终交战区。由于天气恶劣，数以百计的士兵或因迷途失散，或因病被迫遣返。当时宣传机构将这些士兵塑造为十字军东征般的先驱者，宣称法国必须参与这场圣战，方能在未来的欧洲格局中赢得一席之地。
这场行军于11月25日告终，最后抵达目的地的是拖延许久的第2营。由于种种原因，第7步兵师未能将第2营投入战斗，而是将其作为师属预备队，该营受命接管了一座小村庄（可能是尼古拉耶夫卡或安德烈耶夫卡）。在第1营遭受重创后，德军于1941年12月3日决定让第2营的部分单位前沿战地开进，但这些部队最终并未获得参战机会，反而被调往后方。
法国志愿军团根本未做好战斗准备，甚至在开第一枪之前就已开始瓦解。军团刚抵达战区，内部便爆发冲突，军官团四分五裂；部队纪律涣散、补给不足，大量人员染病；行军过程中约有400名士兵脱离队伍，他们或因迷路掉队，或因病滞留，或当了逃兵，或下落不明，马匹的损失也很惨重。但无论如何，这支军团既已抵达前线，就必须在战场上验证自己的价值。
总计1971名法国志愿军团官兵将加入德军第7步兵师，其中1366人已经加入，605人仍在途中。威廉·法姆巴赫尔（Wilhelm Farmbacher）将军代表第7军欢迎这些法国人，他在用法语发布的命令中称他们为“同生共死的战友”，但同时认为第13连和第14连“尚未具备作战能力”。加布伦茨中将立即着手帮助法国人，第7步兵师为他们补充了途中损失或滞后的马匹和车辆，并安排精通法语的德军军官为第638步兵团炮兵和反坦克炮组织额外训练，此前该团炮兵接受的训练几乎为零。
11月24日，第638步兵团1营接手位于维格利亚多夫（Vygliadovka）卡村以南、在那拉（Nara）池塘南段的战斗阵地。对法国官兵而言，他们在即将发起的进攻中的主要目标是迪乌特科沃（Diutkovo）。第1营被部署在德军两个营之间——左翼与第19步兵团一部毗邻，右翼与第61步兵团某营相接。第638步兵团团部设于戈洛夫科沃（Golovkovo）村，而第1营指挥部位于维格利亚多夫卡村。法国官兵向阵地开进前被要求仅携带最必需的物品：步枪、少量食物、弹匣、防毒面具和毯子，重机枪、迫击炮、弹药及食品等物资之后运送上来。
法国人面对的是维克多·波洛苏金（Viktor Polosukhin）上校指挥的萨拉托夫红旗步兵第32师，部署在该师侧翼的是米哈伊尔·列辛斯基（Mikhail Leshchinskiĭ）上校的步兵第222师和格奥尔基·卡拉梅舍夫（Georgiĭ Karamyshev）上校的摩托化步兵第82师。位于法国人正面的是格里岑科（Gritsenko）上尉指挥的步兵第113团1营。此外苏军在迪乌特科沃地区还驻扎着瓦西里·切夫古斯（Vasiliĭ Chevgus）少校的榴弹炮第154团所属单位（该团隶属步兵第32师）。
11月24日，法国人首次遭遇苏军炮火袭击，法军所处阵地极为不利，苏军炮火精准命中目标，直接引爆了法军弹药库。电话线路每天至少中断两次。所持地图也并不精确。11月25日，3名苏军士兵向法军投降，他们透露其所属部队将在近日内发起进攻。
11月27日爆发了首次交战，苏军对1连防区实施了一次战斗侦察，此次进攻最终被击退，法军无人伤亡，苏军有两人阵亡，但这场遭遇战并未平静收场——1连消耗了12000发子弹，其指挥官勒克莱尔上尉（近期刚晋升少校）因主张放弃阵地而被撤职，维莱努夫少校被奉命接管第1营。
有些排的给养和弹药迟迟未能送达，军官们不得不四处奔走筹措。法军士兵饱受严寒与睡眠不足的折磨，食物也严重短缺。胡子拉碴的士兵们被虱子啃咬，只能靠融化积雪获取饮用水。夜间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严重冻伤的士兵数量持续攀升。严寒常常导致武器失灵——机枪步枪频频卡壳，正如某位士兵所述：“我们现在连手中的武器都信不过了。”
12月1日，让·热内斯特（Jean Genest）中尉率领的1连与让·杜邦（Jean Dupont）中尉指挥的2连将发起一次进攻，3连则作为预备队以预防突发状况，法军将在12:30接到进攻信号后开始向前推进。可拉博内再次暴露了他低劣的军事素养——他安坐在温暖安全的指挥部里，竟忘记了下达进攻命令。
1连穿过田野后，向不远处的树林推进。但苏军突然向法军队列倾泻密集火力，士兵们纷纷倒在雪地上，其中多人身负致命伤。法军随即还击，支援进攻的机枪与迫击炮分队成功压制了苏军数个火力点。一名目睹战况的德军炮兵观察员记录道：“法国志愿军发动了一次英勇却极其愚蠢的进攻，活脱脱是腓特烈大帝时代的翻版。”
2连随即投入战斗。13:40，1连传令兵抵达指挥所，向营长报告该连伤亡惨重；13:45，各单位通讯中断，法军推进位置已无法确认；14:20，2连已抵达迪乌特科沃前方的森林东侧；14:30，法军在村前森林建立了一处阵地，未参与先锋突击的法军进驻了苏军建造的12处木制掩体；14:45，杜邦中尉简要汇报了进展：部队已抵达村前林缘地带，并占领防御阵地，自身伤亡轻微。
2连的部分兵力同1连的一个排一起向迪乌特科沃推进，他们虽成功突入该村，却遭到索别茨基（Sobetskiĭ）中尉指挥的独立高爆喷火第26连的猛烈攻击。面对自动武器的强大火力，法军抛下伤员和阵亡的战友，撤往森林，并在那里构筑防御工事。与此同时，苏军向森林持续开火，造成法军1人阵亡，数人负伤。至傍晚时分，2连仅剩40人坚守新阵地。伤员缺乏担架转运，补给断绝，也没有御寒场所，士兵们只可以通过原地跑动抵御严寒。
12月1日，战斗告一段落。第7步兵师的作战参谋指出，虽然第1营成功完成了既定目标，但该营指挥无力、重武器未能有效投入战场，部队也没能逐步扩大战果。
根据第7步兵师的统计，1连、2连共阵亡12人，负伤55人。少量苏军士兵被俘，另夺取12处掩体、缴获3挺机枪。报告还指出苏军损失惨重，并肯定了法军官兵的“出色表现”。不过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报告中的数据——约在16~18人之间，因为随后几天还不时发现法军士兵的尸体，并且有部分伤员后来在野战医院不治身亡。重伤员被送往位于阿尔萨斯的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这也是当时最好的医院之一，部分伤兵则被送往位于维捷布斯克和明斯克的医院。
在随后的几天里，第638步兵团持续减员。1连连长热内斯特中尉感染痢疾，迫使营长维莱努夫少校将两个连队合并，由杜邦中尉统一指挥。法军还遭到猛烈炮火轰击，仅12月1日傍晚就有多达200发炮弹落在阵地上。多里奥特与其他法国官兵后来回忆时，都会提及那夜的刺骨严寒。
截至12月5日，第1营各连的减员情况已相当严重。1连仅剩下26人，3连也只剩下30人。“救护站挤满了伤员，尤其是严重冻伤的士兵——他们的双手苍白如蜡，双腿僵硬如木，双脚因不可逆的坏疽而发黑，腐肉侵蚀深可见骨。”
12月5日~6日夜间，一发炮弹夺走了杜邦中尉、德隆克尔的侄子、第4机枪连连长夏尔·特纳耶（Charles Tenaille）中尉的生命，这是法国志愿军团的重大损失。多位亲历者与历史学者指出，这两位军官不仅是军团的思想奠基者，在士兵中也享有极高威望，两位中尉最终被合葬于同一墓穴。与此同时，部分心灰意冷的法国志愿兵选择向红军投诚。
12月6日清晨，第2营防御阵地的薄弱处遭到苏军攻击。虽他们成功击退这次进攻，但该营还是在16:00开始撤离阵地。法国志愿军团参战时间虽短，但已陷入崩溃，官兵普遍罹患支气管炎、冻伤及鼻窦炎，亟需其它部队接替。12月8日，第2营完成撤退，他们的阵地由德军第19步兵团接管。此番部队调动都被苏联情报部门察觉到。
这张照片由第694宣传连的摄影记者恩斯特·格鲍尔（Ernst Gebauer）下士拍摄。记录了1941年12月中旬撤退期间的2连的一名步兵马车驭手。该军团为马拉运输单位，马匹最初由德军提供，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其头盔右侧未绘三色徽章（该位置通常为德国标识），这类标识装备当时仅少量配发。
关于法国志愿军团在实战中的整体表现，各方评估存在严重分歧。早在战争期间就已出现各种不同的数据。根据1942年1月12日发布的官方记录，总计有1,200名军团官兵奔赴前线人参与了莫斯科周边的军事行动。在12月1日进攻前，已有500人因冻伤和疾病失去战斗力；法军在12月的战斗中总计有50人阵亡，120人受伤，200人冻伤（其中多数被截肢），另有100人在进攻期间及之后被撤离，总计减员970人。
月8日，冯·塔尔布克（von Tarbuk）总参谋部上校自第7军被调往第638步兵团。经实地视察后，他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法国志愿军团的战备工作明显存在重大缺陷，建议应对志愿兵进行严寒应对训练，在关键岗位配备德军军官，并要求德军联络官与军团指挥部保持密切协同。冯
·加布伦茨特别强调要重组军官团并开展艰苦的军事训练，他还建议授予10名法国志愿军团士兵铁十字勋章，并对200人进行通令嘉奖。12月12日，他以激昂的语调向军团士兵发表演说，随后又在16日致函拉博内。第638步兵团撤离时，士兵们普遍罹患疾病且饱受虱害困扰，部分士兵连大衣都没有，甚至有些人的军靴没有鞋底，配备手套者不足半数。早在法军后撤期间，德军便开始具体筹划该团的重建方案。
12月30日，第638步兵团在格扎茨克（Gzhatsk）西南24公里处的维鲁博沃（Vyrubovo）集结，此时该团的状态极其糟糕，被命令转调至后方。1月1日，第638步兵团正式划归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司令部指挥，负责斯摩棱斯克至维捷布斯克间的铁路与公路警戒任务。2月13日，希特勒命令第638步兵团在拉多姆集结整训。2月20日，法军各营已抵达拉多姆附近的克鲁希纳（Kruszyna）驻地。此时，德军已明确打算对军团进行
“清洗”，德国人还征询了让·德·马约尔·德·吕佩（Jean de Mayol de Lupé）等神职人员的意见。他针对军官职位推荐了具体人选，认为必须将“政治人物”彻底清除，让军团专注于军事训练。他还遗憾地认为“贝当元帅性格懦弱。”德军几乎全盘采纳了这些建议。他们第一步清除了法国志愿军团中的外籍人员，包括俄国流亡者，以及阿拉伯裔与非洲裔等非白人士兵；随后将超过
40岁的军官、超过30岁的士官士兵尽数遣散，不符合服役体质者也被勒令退伍。此外，德军着力削减法国各党派政治人士的数量，并清除了曾服役于法国外籍军团的德籍人员。为避免盟友的不满与疏远，所有行动都尽可能参考
“医疗证据”。1942年3月3日是法国志愿军团历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天，多数遣散行动都发生在当天。3月中旬，军团指挥官拉博内亦遭免职。德国人同时调整了对法宣传工作的重点。在这之后，第
1、第2营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新的第1营在其残部基础上重建，由曾在莫斯科附近负伤并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亨利·拉克罗瓦（Henri Lacroix）少校指挥。此时第638步兵团所辖的两个营分驻不同营地——新的第1营驻克鲁希纳，第3营则驻扎在德巴。德军要求法国志愿军团包括参加过迪乌特科沃附近战斗的所有人重新接受军事训练。1942年4月，第638法兰西步兵团征训支队成立；1942年春夏期间，法国营被拆分、调往白俄罗斯从事反游击队作战，分别由第221、第286保安师节制。
年3月3日，克鲁希纳营地。在授勋仪式上，仪仗队正庄严列队，首批铁十字勋章将被授予那些在1941年12月作战中表现卓著的军团官兵。
年3月3日，克鲁希纳营地。佩内尔（Pernel）少尉获授二级铁十字勋章。依照传统，尽管天寒地冻，他仍未穿军大衣。颁奖者为库尔特·路德维希·冯·吉纳男爵（Baron Kurt Ludwig von Gienanth）。
年3月3日授勋庆典上，当日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罗杰·拉博内上校与骑兵上将库尔特·路德维希·冯·吉南特男爵并肩而坐。
年秋季成立的法国志愿军团具有政治与军事双重性质，是对德意志帝国的一种“保证”，而这种保证更多体现为政治上而非军事上。军事上，该军团是德国国防军中最差劲的外籍部队之一，内部的政治分子试图厘清各组织间关系，这导致指挥体系持续分裂。而“功利主义者”只求在训练营中苟全性命。军官团更是问题层出不穷，这些人训练不足、贪赃枉法、或只顾谋取私利，几乎完全没有办法为士兵树立表率。该军团在投入战斗时仍保持着双重性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在
“前线取得胜利”——寄予厚望的胜利最终未能实现。在开赴前线途中，军团内部的“军事派”曾试图推翻“政治派”以提升指挥效能，但以失败告终，反而导致了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当法军抵达莫斯科前沿战壕时，军团已濒临崩溃，数百人患病或冻伤，被服装备与武器均严重不足。不出所料，该军团在前线的战斗是失败的。经过德国人的
“清洗”之后，军团的各营被拆分，以相当狂热的姿态参与了白俄罗斯地区的反游击作战。随着军团完成重建，所谓“拿破仑大军继承者”的政治诉求便宣告终结，德国人最终如愿获得一个由法语者所组成的德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