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冬，北京的冬风直钻脖领，王海容踩着那辆掉漆的凤凰自行车，车铃哐啷作响。她按约好时刻在西门下车，卫兵认出她，抬手还礼。三点一刻，要同这位二十出面的女徒工聊一篇稿子，《我的经历》就在她的挎包里，纸张现已被寒气吹得轻轻卷边。

　　屋里炉火烧得旺，翻着稿纸，蘸笔画圈，又昂首看她：“工厂的夜班吃得消吗？”王海容允许，说得爽性：“苦倒不苦，便是蒸馏水瓶太重。”笑了笑，将“徒工王波”四个字写在标题旁：“就用这个笔名，省得他人拿你说事。”这一幕落笔无声，却把她面向了另一条路途。

　　时间短的静默里，她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进。那是1950年深秋，三岁的弟弟躲在她死后，她拎着书包跟着外公王季范穿过长廊，红墙绿瓦在阳光下鲜亮得晃眼。丰泽园里，大人们坐在颐年堂谈事，她蹲在门口数金鱼。听见脚步声，她昂首，见一位高个子白叟，头发疏松，笑脸随意。她小声问外公：“怎样喊？”外共用长沙口音答：“叫主席公公。”湖南话里，“公公”便是祖父。

　　她没磕头也没拘束，抓了把炒花生自己吃。看了半晌，猎奇地摇头：“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惧怕？”小姑娘脆声回道：“嘛怕你啊？又不会吃人！”一句童言，惹得满屋子人失笑。那一刻的安然，日后在她身上再没丢过。

　　若追溯得再早些，故事得从1941年说起。父亲王德恒在桃花江突遭间谍，子弹划破水面，他再没上岸。年仅三十，他留下的只要一张泛黄的留影、两行寥寥家书。父亲献身后，王海容和弟弟寄养在外祖父长沙老屋，乡邻唤她“海伢子”。姓名寄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孩后来真跑了半个国际。

　　新中国建立不久，外公赴京开会。临行前她写了人生第一封信，收信人是那位从未谋面的“三爷爷”。信不长，先问安，然后讨要一个篮球。小姑娘盘算得理解：北京的球必定比长沙的圆。外公回来时，只捎了几只苹果，她撅起嘴说：“球呢？”外公无法摇头。童心丢失，也就那一晃。

　　1958年，高中毕业的王海容没考上大学，被分到北京化工厂当徒工，月工资十八块。三班倒，白班装桶，夜班搬蒸馏水瓶，胳膊常被勒出淤青。她咬牙坚持，还随便多了个喜好：记载。小簿本鳞次栉比写着温度、压力，也写着哪个女工因想家掉眼泪。那些零星笔记后来扩展成《我的经历》。

　　稿子送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前，她先寄给叶子龙，请他转把关。两个半月后，才有了那张“下午三时十五分来谈”的纸条。不只细改，还增加编者按，理由是“徒工也能写好文章，别小瞧自己”。按语结束，他特意署“1959年11月”。

　　文章宣布后，王海容被劝回校园。1960年秋，她考进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课余时刻，她抱着四本词典啃英语、德语和法语，图书馆熄灯，她就跑到楼梯口背单词。偶然把她叫去谈读书，说《红楼梦》《聊斋》都该看，还抛出一句让她模糊的话：“翻译得好，要懂圣经、佛经。”这番见地后来成为她学习外语的注脚。

　　1964年毕业分配，她意外进入外交部。原因不只在亲戚关系，更在言语储藏与处理事务的镇定。短短几年，她从科员升到参赞，外电称她是“五朵金花”之一。升官之快，引来不少猜想，她付之一笑：“文件写错字，照样得返工。”话说得辣，却挡住了闲言。

　　作业忙，个人日子反而空白。寻求者川流不息，最高纪录一天收七封信。她历来不回，通通塞进抽屉。偏有人不死心，一位退役飞行员跑到外交部门口，自称“王海容的老公”。门卫按规则问询，她听电话时冷声道：“我现在仍是光棍女士另一个，把他请走。”为难的戏码当场收场。看热闹的搭档说她心狠，她只抬眉：“讲准则。”口气淡，却无人辩驳。

　　1979年冬，孔东梅第一次进李敏家，恰逢王海容到访。门一开，那位身穿旧绿军大衣的女客朗声打招呼：“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屋里登时暖和了几度。半个下午，她陪李敏翻相册，说到父辈旧事不多言，喝完热茶便仓促脱离。

　　2004年，王海容正式退休。蓝夹克、白衬衫、布鞋，装扮和二十年前没差多少。偶有人劝她写回忆录，她摆手：“说不说都在那儿，写了反叫人揣摩。”有人起哄：“那就找门路做点生意，挣点小钱也好。”她沉下脸：“不义之财，饿死也不要。”四周当即安静。

　　从幼年的“海伢子”到外交部的“王参赞”，再到现在的布衣长者，这位湖南女子的脾性没改——直来直去，有话就说。当年一句“你这个人挺怪的”，倒像句预言，精确得惊人。